朱总，关于是否留下的问题，我其实是有意愿的，但目前面临实际困难——办公桌已经没了，这可能是由于座位调整或资源紧张导致的，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确认，尽管很想继续留在这里贡献力量，但缺乏基本的办公条件确实让我难以落实留下的想法，希望能和您沟通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或临时安排。
傍晚六点半的办公室，夕阳从落地窗斜切进来，把空荡荡的工位切成明暗两半，我蹲在原本属于我的格子间前，手指抚过冰冷的桌面边缘——那里曾经贴着女儿画的“爸爸加油”贴纸，如今只剩一圈泛黄的胶痕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。
“小李？”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是朱总，他手里捏着一份文件，步子顿在过道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像在为什么事头疼。
我直起身，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：“朱总。”
他走近两步，目光扫过我面前空荡荡的桌面，又落在我手里攥着的纸箱——里面装着台历、绿萝和半包没吃完的薄荷糖。“这是……？”
“收拾东西呢。”我把纸箱往身后藏了藏，声音有点发虚，“合同到期，公司……不是说要优化嘛。”
朱总沉默了三秒，手指在文件边缘无意识地摩挲，他是技术出身，话不多，但心软，当年我刚进项目组时，代码写得像蜘蛛网，是他熬了三个通宵带我重构框架，熬得眼底全是红血丝，却只说：“年轻人，别怕犯错，怕的是不学。”
“我本来还想跟你谈谈，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有点哑，“市场部那边刚说，下个季度的项目缺个带队的，我觉得你合适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像被人猛地拽了一下心脏，我等这句话等了半年，为了这个机会，我连续三个月加班到十点，把女儿接幼儿园的时间从五点延到六点，她抱着我的腿哭“爸爸你什么时候陪我玩”，我只能把她举到肩上，说“爸爸在盖大楼，盖好了给你买城堡”。
“真的？”我脱口而出，声音发颤。
朱总点了点头，嘴角刚要扬起来，却突然瞥见我身后的桌面，他愣了一下，眉头又皱起来：“你的桌子……怎么搬了？”
是啊，桌子没了。
早上我来的时候，还想着先去茶水间冲杯咖啡，再坐回工位，把上个月没写完的复盘报告补完，可当我走到格子间前，发现原本属于我的那张灰色办公桌不见了—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光秃秃的地砖，像被剃了头，隔壁工位的小王探头出来，小声说：“小李，行政部早上来搬的，说你的岗位取消了，桌子直接收走了。”
我当时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站在原地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我甚至没来得及跟我的桌子告别，它陪了我三年，陪我熬过项目上线的通宵，陪我接女儿打来的视频电话，陪我在午休时偷偷吃藏在抽屉里的巧克力，它桌角的划痕里，还嵌着我去年不小心掉落的订书针，我一直没舍得清理。
“朱总，”我喉咙发紧，眼眶突然热了，“我也想留啊，我天天盼着这个机会，连做梦都在想怎么带项目……”
我顿了顿，指着那片空地，声音带了哭腔：“可桌子没了啊，连桌子都没了，我……我留不下啊。”
朱总手里的文件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错愕，然后慢慢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愧疚，他弯腰捡起文件，手指有些发抖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行政这么快，我以为至少能让你……选择一次。”
他没说下去，我们都知道，职场的“选择”从来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判断题，当桌子被搬走，当工位消失，答案就已经写在了地砖上——这里不再需要你。
“对不起，小李。”朱总的声音很低，“我尽力了。”
我摇摇头，把眼泪憋回去，弯腰抱起纸箱，薄荷糖在纸箱里晃得哗啦响，像在嘲笑我的天真，我对朱总笑了笑，比刚才更难看：“没事，朱总，您忙，我先走了。”
走出办公室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夕阳把空荡荡的工位照得更亮了，像一张巨大的、空白的脸，朱总还站在原地，手里的文件捏得皱巴巴的，背影比平时佝偻了许多。
电梯下行时，我摸出手机，给女儿发了条消息：“爸爸今晚早点回家，给你买城堡。”
发完，我靠在电梯壁上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原来职场里最残忍的不是“我不想要你”，而是“我也想留，但桌子没了啊”，桌子没了，就像船没了锚，风再小，也只能飘走了。
电梯门打开时，我擦干脸，抱着纸箱走进人潮，身后是空荡荡的办公室，面前是黑漆漆的夜，我知道，有些告别，连句再见都没有，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地砖，和一句没说出口的“我也想留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