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辆大巴车，终究成了无法挣脱的宿命，它或许曾载着我驶向未知的远方，却在某个转角碾碎了所有侥幸，车轮下的路越伸越长，像勒紧的绳索，最终将我拖向深渊，没有惊呼，没有挣扎，只有铁皮撞击的闷响和玻璃碎裂的寒光，将我的呼吸永远定格在颠簸的终点，它不是交通工具，是命运的绞索，用最冰冷的方式，完成了这场早已注定的“接引”。
清晨五点，县城的汽车站还浸在墨蓝的雾里，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车票，站在大巴车前，车灯刺破黑暗，把车身照得像个巨大的、沉默的铁盒子，售票员探出头，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：“去省城的上车了啊，别磨蹭！”我把行李箱往车底一塞，踩着发烫的台阶爬上去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像只被赶进笼子的兽，知道逃不掉，只能等着被“要”走。
这趟大巴车，是很多小镇青年的“命运摆渡船”，车窗上贴着褪色的“平安出行”标语，座位套洗得发白，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和汗味混合的味道，邻座是个大叔，裤腿卷到膝盖，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，手里攥着一把瓜子，壳“咔嚓咔嚓”地吐在地上，溅到我鞋上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嗑，我往窗边挪了挪，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看着外面渐渐亮起来的街道——早点摊的蒸汽升起来，三轮车“叮铃铃”地过，卖菜的女人裹着厚外套喊“刚摘的青菜”，一切都熟悉得让人发慌，可我,要离开这里了。
车发动的时候，猛地一震，像是要把所有熟悉的东西都甩在身后，我闭上眼，想起昨天我妈塞给我的一袋煮鸡蛋，说“路上吃，顶饱”；想起我爸蹲在门口抽烟，烟头明明灭灭，没说一句留我的话，只是把我的行李箱又往车里塞了塞，他们大概都知道，这趟车开出去，我就不是他们的“孩子”了，是要被“要”走的人——被省城的高楼、被加班的格子间、被“出人头地”的梦，一点点“要”走。
路上的时间被拉得很长，过了第三个服务区，大巴车开始堵车，前方的尾灯红成一片，像条流血的河，司机不耐烦地拍着方向盘，骂了句“破路”，邻座的大叔开始跟旁边的人唠嗑，说他儿子在省城打工，去年寄回来八千块，今年说要升主管，让他等着享福，我听着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原来大家都一样，都在被这辆大巴车“要”着——为了一个模糊的“好”,把眼下的一切都扔了。
手机在兜里震动，是房东发来的消息：“下个月房租涨五百，考虑好哦。”我盯着屏幕，手指悬在半空，不知道怎么回，省城的房租像坐火箭，工资却像蜗牛爬，前几天加班到凌晨，走在出租屋楼下，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被生活抽空的壳，只有“努力”“奋斗”这些词贴在身上，光鲜，却轻飘飘，大巴车还在往前挪，窗外的田野变成了一排排的厂房，灰色的烟囱冒着烟,像把天空都熏脏了。
傍晚六点，大巴车终于到了省城的客运站，我拖着行李箱下车，脚踩在水泥地上，突然觉得站不稳，周围是汹涌的人潮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脸上带着疲惫和麻木，我站在路边，看着大巴车“轰”地一声开走，尾灯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车流里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这辆大巴车“要”我的，不只是时间和体力，更是我从前的自己——那个相信“回家就能吃饱饭”、以为“努力就有回报”的自己。
我站在陌生的街头，晚风卷起地上的落叶，打着旋儿，口袋里，那张车票已经被揉得不成样子，像一张被撕碎的承诺，我知道，从爬上那辆大巴车开始，我就被“要”了——被生活、被现实、被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，一点点“要”走了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明天早上，闹钟还是会响，我还是要挤地铁,还是要去格子间里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