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七岁的年纪，像初春的野草，带着不顾一切的莽撞，那时的“对错”是模糊的，心里只装着“想不想”——敢为一句“我觉得”翻山越岭，敢把“喜欢”当成唯一的标尺，不计后果地奔赴，不问缘由地守护，眼里揉不进半点世俗的权衡，或许在成人看来是幼稚，却是青春最本真的模样：纯粹、炽热，带着未经雕琢的勇敢，后来才懂，那份“不问对错”里，藏着最珍贵的真心。
后来我才明白,“轻狂”从不是贬义词，它是青春的通行证，是少年时代的胆量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偏执，是“敢与天下先”的锐气，那些被我们称为“轻狂”的时光，其实是岁月最慷慨的馈赠——它让我们在最该闯荡的年纪，活得热烈、坦荡，像夏日午后的雷阵雨，来得汹涌，去得坦荡，却把整个世界都淋得湿透，带着草木疯长的清香。
十七岁的夏天,蝉鸣把空气都烫得发黏，我和阿哲蹲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，分食一根五毛钱的冰棍，看着教学楼上“高考倒计时三百天”的红色横幅，心里却想着更“疯狂”的事——我们要逃课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。
那时的我们,总觉得“是个遥远的词，而“才是唯一的存在，为了攒门票钱，我们连续一周不吃晚饭，把早餐钱省下来塞进铁皮饼干盒；为了瞒过班主任，我们伪造了家长请假条，模仿着大人的笔迹，却在“事由”一栏写下“家中有事，需带老人看病”，写完后两个人对着纸条笑到肚子疼。
演唱会那天,我们挤在人群最前排，跟着万人合唱《七里香》，嗓子喊到沙哑，眼泪却没忍住下来，后来才知道，班主任其实早就看穿了我们的请假条，她没有拆穿，只是在第二天班会课上笑着说：“有些事，年轻时不做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十七岁的“轻狂”，不是莽撞，是“为热爱不计后果”的勇气。
十八岁的“并肩作战”
高三那年,我和阿哲成了同桌，我们的课桌抽屉里，一半是做不完的习题，一半是写满歌词的草稿纸，我们约定，要一起考上同一座城市的大学，哪怕只是同一所学校的不同专业。
那时的我们,像两只互相取暖的刺猬，既彼此依赖，又暗暗较劲，我数学不好，阿哲就把错题本撕下来一半给我，上面用红笔写着“傻瓜，这道题其实很简单”；我英语作文总跑题，他就每天午休时拉着我练，从“主谓宾”到“时态语态”，念得口干舌燥，有次模拟考我考砸了，躲在楼梯间哭，他跑过来，塞给我一颗大白兔奶糖，说：“怕什么，我们还有三百天呢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”
高考结束那天,我们走出考场，没有想象中的狂欢，只是并肩走在夕阳里，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后来，我们真的考进了同一座城市，只是隔了三站地铁，但我知道，那些一起在台灯下刷夜、一起在操场跑步、一起对着月亮喊“加油”的夜晚，早已成了我们青春里最坚固的基石，十八岁的“轻狂”，不是独行，是“并肩作战”的底气。
二十岁的“无所畏惧”
二十岁,我们终于离开了父母的庇护，像刚出巢的鸟，扑棱着翅膀飞向陌生的城市，我和阿哲租了间小小的出租屋，墙皮斑驳，夏天漏雨，冬天漏风，但我们觉得“自由”比什么都重要。
那时我们总说“年轻就是资本”，于是敢为了一个项目熬三个通宵，敢在地铁上抱着笔记本电脑改方案，敢在客户面前拍着胸脯说“我们能行”，有次我因为工作失误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，蹲在路边哭，阿哲跑过来，递给我一瓶冰可乐，说：“哭什么？大不了从头再来，我们才二十岁，怕什么输？”
后来我们渐渐学会了圆滑,学会了妥协，学会了在酒桌上说场面话，但每当夜深人静，我看着出租窗外城市的霓虹，总会想起二十岁时那个敢和领导拍桌子的自己，想起阿哲说的“无所畏惧”，原来二十岁的“轻狂”，不是无知，是“明知会受伤，依然敢向前”的孤勇。
尾声：岁月从不败轻狂
我已经三十岁,阿哲也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，我们很少再提“轻狂”这个词，偶尔聚会，聊起过去的事，还是会笑得像个孩子，我突然明白，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，却带不走我们骨子里的“轻狂”。
那些年我们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瞬间,那些年我们并肩作战的夜晚，那些年我们无所畏惧的勇气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