姑姑的人生，像一株泼辣的月季，开在寻常巷陌，她不避讳对美的贪恋——春日挑件桃红布衫，夏夜穿条翠绿绸裙，连菜市场的辣椒都要挑最鲜亮的红，她爱笑，与街坊邻居说笑时眉眼弯弯，仿佛把日子都染上了暖色，那些旁人眼里的“不正经”，在她这里却是人间烟火的真味：不是刻意的风月，而是对生活赤诚的热爱，是寻常日子里，自己给自己种的一树春天。
小区里的老槐树刚抽新芽时，总能看见姑姑挎着个藤编篮子从树下走过，篮子里装的不是菜，是刚买的玫瑰——红的、粉的、鹅黄的，花瓣上还沾着露水，她举到鼻尖闻一闻，嘴角弯成月牙，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笑，有邻居打趣：“林姐，又给谁买花呀？”她扬扬下巴：“给我自己！好看的东西，可不就得天天对着？”这话说的理直气壮，像在说“春天就该开花”一样自然。
姑姑的“好色”，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小时候我去她家玩，推开卧室门总能吓一跳——墙上挂着明黄色的床单，沙发上铺着墨绿的真丝毯，连茶杯都是粉紫色的描花瓷，她本人更是“移动的调色盘”：今天穿件枣红的外套，明天就换上孔雀蓝的衬衫，连丝巾都要系成蝴蝶结，在颈间扑棱棱的，像只开屏的鸟，我妈总说她“老来俏”，姑姑从不恼，反而叉着腰：“女人嘛，不管多大年纪，眼睛里得有光，身上得有彩，不然活着多没劲？”
她的“好色”从不藏着掖着，反倒带着股孩子气的坦荡，有次她带我去逛花市，看见一盆蝴蝶兰，挪不动脚，卖花的大叔逗她：“大姐，这花贵，您家那位舍得？”姑姑眼睛一亮：“舍得！我那口子当年追我，送的也是蝴蝶兰！”说着从钱包里掏钱，纸币里夹着张泛黄的照片：年轻的姑姑穿着碎花裙，怀里抱盆蝴蝶兰，旁边站个戴眼镜的青年，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姑父当年是大学美术老师，最懂色彩，姑姑的“好色”，大半是跟他学的，姑父走后，这“好色”就成了她对抗孤单的法子——把日子过成一幅画,每一笔都得鲜艳。
姑姑的“好色”，不仅爱衣裳、爱鲜花，更爱“好看”的人，但这“好看”从来不是皮相，而是鲜活的生命力，她小区里有位退休的园艺师傅，手上全是老茧，却能把月季修剪成球形，把葡萄藤搭成花架，姑姑每天雷打不动去他那儿“报到”，蹲在花丛里听他讲土壤酸碱、花期长短，末了还要感叹：“张师傅，您这双手，比任何染料都好看！”园艺师傅被她夸得脸通红，第二天偷偷给她送了盆自己嫁接的“彩虹月季”，花瓣红黄渐变,像把晚霞揉碎了洒在上面。
还有次她去老年大学学画画，回来说班里有个“老顽童”，七十岁了还能倒立，画出来的向日葵总带着股向上的劲儿。“我那天画朵牡丹，觉得自己老了，画不出精气神，林姐，牡丹再艳，也得有根扎在土里’，你说多有道理！”姑姑说着，眼睛亮亮的，像发现了新大陆，在她眼里，“好看”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，而是把日子过成诗的凡人——有烟火气，有生命力,连皱纹里都藏着故事。
去年冬天姑姑生病住院，我去看她，以为病房里会冷清，推开门却惊住了：窗台上摆着盆水仙，蒜头似的球茎已经冒出嫩绿的新芽；床头柜上摆着个果盘，红苹果、黄橙子、紫葡萄，码得像彩虹一样整齐；她身上穿着件枣红的珊瑚绒睡衣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还涂了点口红，看见我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我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，病才能跑得快。”
出院那天，我去接她，她非让我去商场挑件外套，在试衣间外，她拿着件墨绿色的羊绒衫比划：“这颜色显白，像春天的叶子。”我打趣她：“姑姑，您都快成色彩收藏家了。”她把衣服往身上一裹，转了个圈，镜子里的人瞬间有了精神：“什么收藏家，我这是在给生活上色，人这一辈子，黑白色太单调，得多加点红、黄、蓝，才叫没白活。”
如今姑姑已经八十多了，依然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早上会去公园散步，和老头老太太们跳广场舞，舞步里的欢快能把露水都震醒；下午就坐在阳台画画，画春天的花，夏天的云，秋天的大雁，画纸上永远五颜六色,像把整个世界都搬了进去。
我常常想，姑姑的“好色”，哪是什么“贪图享乐”，分明是对生活最虔诚的热爱，她爱美，所以不肯敷衍每一寸光阴；她爱“好看”的人，所以总能发现藏在烟火里的温暖；她爱鲜艳的色彩，所以把日子过成了一幅流动的画，每一笔都带着温度，每一笔都写着“热爱”。
原来真正的“好色”，不是肤浅的追逐，而是对生命最热烈的拥抱——像春天的花，不管有没有人看，都要开得热烈；像夏天的阳光，不管有没有人赞，都要照得明亮，姑姑的“好色”,活成了人间烟火里最动人的春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