色大姨是街巷里行走的“人间烟火”，她总穿着亮色碎花衫，挎着柳条筐，早市上挑最新鲜的菜，吆喝声带笑；傍晚搬个小马扎，摇着蒲扇听邻里唠嗑，谁家孩子摔了，她掏出兜里糖；哪家媳妇吵架，她能插科打诨劝和，她像株向日葵，把日子过成暖融融的调色盘，菜市场的喧嚣、院落里的灯火，因她添了抹鲜活亮色——平凡日子里，她本身就是光。
小区里提起色大姨，没人不摇头笑的，不是说她“好色”，是说她这人，活得太有“色”了——不是浓妆艳抹的艳，而是把日子过成调色盘的鲜，是烟火气里蹦出来的,让人挪不开眼的亮。
色大姨今年六十有八，头发烫成时髦的小卷，染成浅栗色，发根处刚冒出点灰白，像给卷发撒了把碎芝麻，反而添了几分俏皮，她不爱穿灰扑扑的中式外套，衣柜里挂得最多的是碎花连衣裙、亮橘色针织衫，还有条宝蓝色阔腿裤，裤脚卷到脚踝，露出双踩着粉紫色拖鞋的脚，指甲涂得红艳艳的，像刚剥开的石榴籽，有回小区保安小李打趣：“大姨，您这身打扮，赶上下雨都能踩出个彩虹来。”色大姨正给月季花剪枝，头也不抬：“日子都过得灰不溜秋了，穿得鲜亮些，老天爷看了也高兴，多给点阳光啊。”
她的“色”，不光穿在身上，更种在阳台上，那个不足三平米的小阳台，被她打理成了“秘密花园”，春天有粉的樱、黄的迎春，夏天开紫的绣球、红的三角梅，秋天摆着金黄的万寿菊、橙色的矮牵牛，冬天里几盆仙客来顶着胭脂红的花苞，能把雪都看化了，最绝的是她的“混搭艺术”——把多肉种在旧搪瓷缸里，缸身上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红字，绿油油的叶片挤在红字旁，像给严肃的口号别了朵花；把葱郁的吊兰挂在竹编篮里，篮子边缘系着碎花布条，风一吹，兰叶晃啊晃，布条也飘啊飘，活像个穿花裙子的小姑娘，有次我去串门，看她蹲在地上给茉莉花喷水，水珠落在花瓣上，阳光一照，亮晶晶的，她笑着说：“你看这花，多像小姑娘脸上的粉，喷点水，更精神了。”
色大姨的“色”，还藏在厨房的烟火气里，她不爱做“老三样”的炒白菜、煮豆腐，专爱把菜做出“花”来，早上煮粥，要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、几片金黄的蛋皮、几点鲜红的枸杞，粥碗端出来，像幅微型山水画；中午包饺子，韭菜鸡蛋馅要包成元宝状，胡萝卜馅要捏成小兔子，玉米馅要捏成小星星，蒸笼一掀，满屋子都是香喷喷的“彩色云朵”；就连腌咸菜，她也要切胡萝卜丁、青辣椒丝、紫甘蓝丝，用盐一拌，红红绿绿脆生生，配白粥能吃两大碗，有次我生病没胃口，她端来一碗“彩虹面”：面是鸡蛋拉的金黄，汤是番茄熬的鲜红，上面飘着翠绿的菠菜、金黄的荷包蛋、粉嫩的火腿片，我吸溜一口，暖到心里，连说：“大姨，您这面，是治病良药啊。”她摸摸我的头：“人活着，就得吃点好看的，日子才过得有滋有味。”
小区里有人背地里说色大姨“老来俏”，她听了也不恼，反倒叉着腰说：“你们懂啥？‘色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是骨子里的精气神，我年轻时在纺织厂当挡车工，天天跟五颜六色的棉纱打交道，看惯了那些鲜亮，眼睛里就容不下灰扑扑，现在老了，更得把日子‘染’得艳艳的，不然多亏本？”她的话,把大家都说乐了。
其实色大姨也经历过苦日子，年轻时丈夫早逝，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，白天在纺织厂上班，晚上回家缝缝补补，愣是把日子过得像块洗得发白的旧布，可她从没抱怨过，反而把儿子的小衣服染成各种颜色，说“孩子穿得鲜亮，心里也亮堂”，现在儿子成家立业，她闲下来了，更把“色”发挥到了极致——跳广场舞要穿玫红色的演出服，唱戏要抹口红画眉毛，就连去菜市场，也要拎个绣着牡丹花的布袋，挎着个亮黄色的皮质小包，走在路上，像只骄傲的孔雀,把周围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
前几天我去找她，她正戴着老花镜，给一件旧毛衣染颜色，毛衣原本是米白色的，她用五颜六色的毛线，在上面织了一朵大牡丹，红的花瓣，绿的叶子，黄的花蕊，鲜艳得像要跳出来，我笑着说：“大姨，您这毛衣，穿出去肯定能当‘移动花坛’。”她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那必须！人这一辈子，就像这件毛衣，原本是素净的，只要你愿意动手，就能给它织出满身的花来，日子嘛，就得这么‘折腾’才够味儿。”
是啊，色大姨的“色”，不是浮夸的炫耀，是对生活的热爱，是对岁月的反抗，是把平凡日子过成诗的智慧，她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小区里灰扑扑的角落，也告诉我们：不管到了多大年纪，心里都要揣着一盒颜料，把日子调得鲜亮些，再鲜亮些，毕竟，人间烟火里，最动人的，从来不是灰暗，而是那抹永不褪色的“亮”。
